葛琳仪：肺病大家 改革院长
葛琳仪，1933年，江苏吴县人，中共党员。1962年毕业于上海中医学院（现上海中医药大学），为新中国第一批中医院校学生，毕业后至浙江省中医院中医内科工作，1996年被评为省级名中医，并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7年2月，她出任浙江省名中医研究院院长至今。
在浙江中医药系统说起“葛院长”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她曾担任浙江中医学院（现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省中医院院长，现任浙江省名中医研究院院长。她倡导“三位合一”，擅治肺系、脾胃、老年病和疑难杂症。她力推中医急诊，促进医教结合，为浙江中医药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在患者心中，她是医术精湛、和蔼可亲的好大夫；在员工心中，她是雷厉风行，促进医院改革发展的好院长；在学生心中，她是言传身教的好老师。她的中医生涯，可以说是浙江省中医药事业改革发展的历史缩影。
良师领进中医门
“母亲相信中医，家人都喜欢看中医。”这是葛琳仪对中医的最初印象。小时候，弟弟有次急性中暑，也是一名中医大夫妙手回春。从此，葛琳仪心中就种下了中医的种子。
1956年，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四地率先成立了新中国第一批中医药院校。当时身为浙江省建德第三康复医院护士的葛琳仪获得了医院的举荐名额。经过刻苦复习，加上工作后一直坚持自学，她顺利考入上海中医学院（现上海中医药大学），成为中医院校教育的“黄埔一期”学生。“上海中医药大学第一批最后毕业了108名学生，我们自称108将。”葛琳仪笑言。
“当时的教学楼是租来一幢大楼里的其中两层，教室就在寝室对面，每天就是争分夺秒地学习。”初入中医殿堂，葛琳仪废寝忘食地学习。在每个学期3～4次的小见习中，她受到程门雪、王文东、乔仰先等良师的教诲，逐渐意识到中医的特色优势，“越学越喜欢”，心中的中医种子茁壮成长。
196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葛琳仪被分配至浙江省中医院中医内科工作。在这里，她又幸运地遇到了另一位良师——全国第一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吴士元主任中医师。
“吴主任本事大，当时出院的病人都是中医中药治好的，他让我感觉学中医学对了。”初入浙江省中医院的几年时间，葛琳仪跟着吴士元学习和管理病房。吴士元不仅临床经验丰富，中医理论也很扎实，每天带队查房或讨论病例，都会引经据典地分析相应的病因病机，讲解中医的诊断和辨证治疗。他还会让中西医师各自发表意见，诊断、检查由西医提出，治疗则以中医为主，明确先用中药。“刚毕业就到治疗以中医为主的病房锻炼了3年，收获极大。”葛琳仪说，这些经历为她后来管理病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时至今日，吴士元的几个经验方，葛琳仪仍在使用。
三位合一 擅治肺病
20世纪70年代，气管炎患者很多。因为当时医疗条件差，老百姓生了病只能扛着，进入老年后往往就发展成了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当时，全国都在做攻克老慢支的课题，浙江省也成立了省慢性支气管炎办公室。
1971年起，葛琳仪主持浙江省防治慢性支气管炎协作组的临床研究工作，到农村、公社、工厂和退休工人集中的茶室等，为他们进行免费中药治疗，5天一个疗程，共服2个疗程。5天一随访，10天一总结。
支气管炎分两型，一是没有哮鸣音的单纯性支气管炎，一是有哮鸣音的喘息性支气管炎，前者易治，后者难愈。刚开始，葛琳仪诊断的患者几乎都是单纯性支气管炎，但疗效却不尽如人意。她反思，一般疾病，大多白天病情较轻，夜半加重，因为早晨、中午、黄昏、夜半人体的阳气存在生、长、收、藏的变化规律，疾病也随之出现慧、安、加、甚的变化。平时带队听诊，都在白天，那么喘息性支气管炎的哮鸣音会不会夕加夜甚呢？本着一股与生俱来的探索精神，她让患者自带棉铺，集中住到农村的祠堂，每隔1小时听诊1次，终于发现在凌晨5时哮鸣音最明显。五更哮鸣，虽无古书记载，但《素问·金匮真言论》说：“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故人亦应之。”五更正是阳气初生之时，人体阳气得到大自然天阳之气的襄助，欲将体内阴寒之气驱逐于外，此时痰液积聚，阳气始升，痰液一时无处可去，故哮鸣音最显。
这一发现大大改变了支气管炎分型的比例，为攻克老慢支奠定了基础。几年下来，葛琳仪带领团队在治疗上万名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的基础上，先后筛选出七叶一枝花、侧柏叶、山苍子油等52种防治慢性支气管炎的有效单味药和基础方剂，制成多种不同剂型应用于临床，并研究制定出慢性支气管炎、阻塞性肺气肿、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的中西医结合分型辨治标准及方法，对慢性支气管炎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和治疗经验。
葛琳仪擅治肺系、脾胃、内分泌及疑难病、老年病。临床上，她倡导“三位合一”中医思辨模式，融辨证、辨病、辨体（质）为一体，强调辨体论治在中医治未病中的思辨优势。如“喘病”缓解期，病有宿疾，但刻下症征不显，须体病同辨。在用药上，葛琳仪以简练、轻重有度为特点，主张以中为主、衷中参西。如诊治特禀质“哮病”，常以七叶一枝花配蛤壳，在清肺平喘同时，佐以徐长卿、僵蚕等祛风解痉之品，取现代药理抗过敏之效。
行医五十余年，每次遇到大型流行性疾病暴发，如1988年甲肝大流行、2003年“非典”、2008年手足口病等，葛琳仪总是挺身而出，带领省内名老中医根据疠毒之气致病特点，结合地域特征，研讨、制定出行之有效的防治处方，为有效防治这些流行病作出贡献。
开浙江中医急诊先河
“葛老的决策总是走在时代浪潮的风口浪尖，不但有创新、有突破，而且总是坚定地执行。”在浙江省中医药学会会长肖鲁伟看来，葛琳仪的工作经历一直顺应国家对中医的扶持政策，开拓前行。其中让他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在当时西医力量很强的浙江省级医院推行中医急诊工作，“那是非常难的事情。”
浙江省中医院原为浙江省立医院，1956年由一所西医综合性医院改为中医医院。1980年11月，浙江省政府正式下文确立该院为浙江中医学院（现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医院的西医底子厚，但彼时已经在临床一线，尤其是病房工作多年的葛琳仪早已深刻体会到中医药在临床的优势特色，“能中不西，先中后西，我们是中医机构，必须用中医中药。”
1981年，浙江省中医院中医病房有病床59张，有12名中医师及1名西学中主治医师，病人来源以急诊室及西内科门诊病人为主，多数为急性病，已经具备推动中医急症治疗的较好条件。时任中医内科主任的葛琳仪在杨继荪院长的支持下，果断提出中医病房70%以上的病例必须单用中药治疗，使用抗生素需要经过批准，万不得已才上西药，这些要求在今天看来仍颇为超前。有院领导支持，有经验丰富的名老中医做后盾，全科室医生大胆负责，细心观察，不轻易使用西药。第二年全年出院978人，重危病人264人，中医治疗均在70%以上。
随着病房中医急诊的开展和疗效的显露，葛琳仪又大胆提出急诊科也必须有中医参与，个别西医师当即否决了她的提议。面对反驳与压力，葛琳仪没有妥协，“中医古来便有急诊，病房能做，急诊怎么做不来？”
1982年，我国中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衡阳会议召开，明确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基本方针。同年，在浙江省原卫生厅的支持下，全省中医内科急症交流会召开，各中医院代表和老中医们畅谈治疗急症的经验和疗效，如以中医辨证治愈不明原因高热、上消化道出血等，让葛琳仪更加坚定了中医治疗急症的信心。次年，会议再次召开，并决定成立协作组，由浙江省中医院牵头，讨论开展急症工作的具体方案，主攻肺炎、急性肾盂肾炎、急性胰腺炎（水肿型）、急性胆囊炎、支气管扩张咯血、上消化道出血等7个病症，葛琳仪担任中医急诊协作组临床组组长。
尽管推动不易，葛琳仪的坚持最终获得显著成效。她领衔开展的中医急诊研究研制了“止血一号”等7种治疗出血、高热、疼痛及急性菌痢等的急诊有效药物。其中“止血一号”获1992年省医药科技进步三等奖。
力主改革 推动医教结合
1983年，葛琳仪被推举为浙江中医学院（现浙江中医药大学）副院长兼省中医院院长，成为该院继杨继荪后第二任中医出身的院长。她重视壮大中医队伍，连续大批调进优秀中医毕业生，中西医进人比例一度在7：3以上，使中西医人员比例结构有了很大改善。她完善中医科室，除内外妇儿骨伤针推以外，增加气功科（后因故取消），并使中医正式进入门诊急诊。
葛琳仪还大力推动医教结合，强调省中医院是附属医院，除了完成医疗任务外，还要负责教学；完善制度保障，原医务科改成医教科，见习、实习必须有专人安排；授课教师必须结合临床，原中医系教师教授临床课程的，除上课外，其余时间必须到省中医院相应科室上班，包括门诊和病房。
这又是一项顺应时代又超前于时代的改革，也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在实际推动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原来中医系的教师，有些本来就常去医院，一些年轻教师也赞同上临床既可充实上课内容，又可做个好医生。但不可避免的也有以各种理由推托不去的教师。对这些教师，葛琳仪做了大量工作。直至1988年，学院临床教研室的工资、福利等均归省中医院管理。
葛琳仪主导的具有前瞻性的改革远不止这一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葛琳仪陆续在原浙江中医学院增设针灸、推拿、中医骨伤、中药学等专业，结束了该校24年单一中医专业设置的局面，形成了“多层次、多规格”的办学格局。为改善办学条件，解决办学实际困难，她多次牵头调研并起草了“移址建校”议案，原浙江中医学院成为全国第一个通过土地置换移址迁校、从根本上改善办学条件的高校，也开创了全国高校“移址建校”的先河。此外，她还力倡中药剂型改革，挖掘、开发各学科名老中医的验方验药，创立院内制剂100余种，成果转让4项。
德术兼备 言传身教
“老师经常教导我们学医要钻研，行医要认真，做中医人一定要立德为主，尤其对待病人一定要当成自己的亲人那样。”葛琳仪第一批带教弟子、浙江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魏佳平说，多年来，葛老一直用她的点滴行动、身传言教影响着学生们，如今已成为学生们的行医准则，内化于心。
“我跟随葛老习医抄方3年，从未见老师开过大处方，每剂最多十余味药。”葛琳仪的徒弟、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夏瑢介绍，葛琳仪开药非常实在，不需要的药物绝对不会开给病人，而且坚持做到能用便宜药的不用贵重药，均帖费用一般不会超过三四十元。“中医人追求德才兼备，道器兼具，葛老就是典型代表。当年葛老在病房推广中医是要担风险的，但从来没有过一起医疗纠纷。”夏瑢回忆，当时从主任到中医大夫每天往病房跑三四趟，追踪患者病程进展，连大便分泌物都仔细查看，“让患者看到了真心，患者就会信任你，这种工作作风，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也努力学习看齐。”
葛琳仪在繁忙的工作中仍坚持好学不辍。她的弟子黄平回忆，第一次治疗强直性脊柱炎患者，初诊后葛琳仪便回去查阅相关书籍，看是否有更好的治疗方法，二诊改变了治疗方案，疗效提高很多。还有一次治疗一名低血钾患者，中医里没有低血钾一说，她就查找现代药理研究中含钾量高的中药，再进行辨证用药。“杨院长给大家上课，当时葛老六十多了，每次上课到的比我们年轻人都早，拿着笔记本站在旁边。”黄平认为，“这对我们年轻医生是最好的言传身教。”“三人行必有我师。”是葛琳仪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她不仅向老师学、向书本学，也向自己的同事、学生学习，在攻克支气管炎难题时也向民间中医学。“老师常说，中医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医学，要取得精湛的医术，就必须活到老学到老。”夏瑢说，葛琳仪要求自己的学生毕业后也坚持学习。
“我的事业在病人之中”
在葛琳仪的诊室外，候诊的杭州某工程队退休干部邵军告诉记者，4年前他确诊肾癌，化疗后开始浮肿，“全身肿得不像人样”。他慕名找葛琳仪诊治，疗效相当满意，葛琳仪嘱咐他服用中药，不要间断。前年国庆节前夕，葛琳仪考虑到国庆长假停诊，特地打电话提醒邵军，“我是葛琳仪，快放假了，你在我停诊前过来看看，是否需要调整用药。”邵军感慨：“葛老比病人自己还上心。”
在葛琳仪的脑子里和电话本上记录着许多需要复诊患者的电话号码，她常常对患者进行电话随访和医疗保健指导。患者也知道她的电话号码，对寻医问药以及保健咨询，葛琳仪总是有问必答。
虽然曾担任浙江省中医院、浙江中医学院（现浙江中医药大学）院长，但葛琳仪从无半点架子，对待病人无论富贵贫穷、职位高低，熟人还是陌生人，都一样热情，就像老朋友，让患者能够打开心扉。见到前来复诊的患者，她总会亲切地打招呼：“你来了啊，稍等我一会。”患者都爱称她为“葛院长”。
一次，一位远道而来复诊的患者张某，配药时发现随身带的钱不够了，葛琳仪得知后二话没说，拿出自己的钱为患者垫付。“葛老为患者排忧解难做的好事，说也说不完。”跟随葛琳仪出诊抄方的几位中医师不约而同地说。
“老师的每张处方从不打‘沙子枪’。”黄平认为，精准用药既体现了葛琳仪减轻患者经济负担的高尚医德，更反映了她精湛的医术和扎实的功底。一位癌症患者做了手术并经化疗后身体十分虚弱，需要中医调理，葛琳仪第一次给他处方，7剂药才90多块钱。患者当时不敢相信，因为他听说癌症病人的中药都很贵，但让这位患者惊喜的是，这“便宜”药的效果特别好。多次就诊后，他才发现，葛琳仪从不开不切实际的高价名贵中药。葛琳仪还多年坚持挂号费不调价，她常说，“要为病人多考虑。”
葛琳仪看病认真仔细，关注患者的心理诉求。一个患顽固性失眠的病人告诉记者，服了葛老的“癫狂梦醒汤”加减很有效，尤其葛老对她的心理疏导，使她还未吃药病就好了一半。葛琳仪解释，中医强调“证因合参”“治病求本”的辨治思维，不仅要治病，也要“治人”，诊疗要讲究以人为本，帮助患者拂去心灵尘埃。既治病又救心，这也是葛琳仪的诊疗风格。
退休后，葛琳仪坚持要回到浙江省中医院“老家”去上班。她说，只记得自己是个普通的中医生，不当院长后的唯一心愿就是回到临床岗位。现在，她坚持每周出4个半天门诊，接诊患者120余人次，并经常加号延诊，甚至上门出诊。
她还坚持带徒临证抄方，引领创新了“群师带群徒”“师生同临床”和名中医工作室延伸基层创建“名中医工作站”等传承模式，被业内点赞为传承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浙江模式”，在全国推广。
“把病人的病治好了，我自己很开心。”在葛琳仪看来，她的事业永远在病人之中，“到我这个年纪，能看病的时间也不多了，也没什么要求和想法，只想尽自己所能为病人多服务”。